在中国移民史上幅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问我祖先来（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两句流传了数百年的民谣，在华北的老一代中几乎是尽人皆知的。随着华北人口的外迁，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又扩散到全国各地，有学者考证，“洪洞古大槐树移民”分布在11个省、市的227个县。
有关大槐树的传说、故事、民谣等口碑资料，足以编成一部多卷本的大书，有关族谱中的记载也不胜枚举。对大槐树移民史实的研究，早在清末民初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近一二十年来的成果更多。由于这是山西移民史中至今影响最大的事件，自然也是安介生这本《山西移民史》中重要的一章。据他综合前人成果和自己考证的结果，从明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开始至永乐年间（1403—1424年），由官方征发或组织的山西移民就远远超过百万，他们的足迹遍及今北京、天津、内蒙古、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各地，而自发性的和永乐以后的移民也大量存在。经过数百年的生息繁衍和再迁移，要说当年山西移民的后裔遍及华北以至全中国实在并非过分。尽管这些移民的故乡实际包括山西各地，但洪洞大槐树是移民迁出地的象征，已成为山西移民后裔心目中的故乡。
不过，大槐树移民影响再广、意义再深，也只是山西移民史的一部分，而整个山西移民史所必须研究和论述的空间和时间范围自然要大得多，所以才有必要写这部《山西移民史》。而作者之所以要选择这个题目，我想他不仅是为了回报山西对他的养育之恩，而且是因为山西在中国移民史上有特殊意义的重要地位。
通过作者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山西历来是重要的移民输出地。从秦汉以来，每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如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永嘉之乱”至南北朝、“安史之乱”至唐末五代、“靖康之乱”至元末，都有大批山西人外迁；而自明朝以来，无论是“大槐树移民”，还是近代向内蒙古、东北和其他边疆地区的移民，山西人都占有重要地位。
山西同时也接收了大量外来移民，从夏、商、周时代频繁迁入的部族、封国和宗族，从汉代开始的少数民族内迁，南方居民被强制北迁，北魏时大规模移民于代地，直到近代，大批外来移民在山西定居，与本地人融为一体，成为山西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山西处于传统的华夏（汉）与非华夏相交的区域，也由于山西的地形地势在华北和全中国所拥有的战略地位，山西移民史还具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
一是大量内迁的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以山西为归宿，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且绝大多数最终融合于汉族。举凡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少数民族，如狄、戎、胡、匈奴、越、羌、鲜卑、羯、氐、丁零、高车、柔然、高丽、奚、西域诸族、突厥、回鹘、沙陀、党项、契丹、渤海、女真、蒙古、回、满等族，都曾迁入山西，有的就是在山西融入汉族的。今天的山西人如果追根溯源，完全可能远及蒙古高原、中亚草原、咸海之滨、恒河流域。
一是每当分裂或战乱时期，山西往往成为北部中国的战略要地或政治重心，因而既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也成为大批难民的庇护所，从而出现一个经济文化相当繁荣的阶段。如北朝后期，晋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金元之际，山西是北方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元末明初，山西是北方唯一能够大量输出人口的省份，这些当然是长期吸纳、融合外来移民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研究山西移民史的价值已经超出了它的地域范围，这部《山西移民史》的价值也不会局限于山西一省。
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口在时间和空间中活动的结果。文化是以人为载体的，主要靠人口的流动来传播和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移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活动。我在《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的《导论》中指出：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疆域，就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中国历史。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据我所知，尽管地区性、阶段性的人口迁移史已有问世，但以一个省为地域范围的移民通史尚未出版，所以当安介生先后完成了以山西移民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博士论文以后，我就鼓励他在此基础上撰写《山西移民史》。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在今年上半年完稿。而从他开始研究山西移民史算起，差不多已经有七个寒暑了。对于负有一定指导责任的我来说，自然不应该对本书的质量如何发表先入为主的意见，我要说明的只是：作者治学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的移民数量之多、距离之长、范围之广、影响之大，都是绝无仅有的，而目前我们对移民历史的研究还远不能相称，成果还太少。全社会对移民历史关注不够，这是主要原因。
家山何止大槐树？麻城孝感乡、宁化石壁寨、江西瓦屑坝、苏州阊门外、南雄珠玑巷、山东枣临庄、南京杨柳巷、南昌筷子巷……无不是千百万移民后裔梦魂萦绕的故园家山。黄河长江，中原大地，西域东海、北疆南岛，中国历史上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又有哪里没有渗入中华民族这棵参天大树发达的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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